代理律师：王殿明，北京环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

办案法院：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

（2022）京0111民初3216号

案件结果：驳回原告刘某全部诉讼请求，方某无需提供房屋居住权，亦无需分配租金收益或恢复屋内物品，委托人核心权益获全面保护。

一、 核心争议与裁判要点

本案系一起涉及《民法典》新增“居住权”制度的典型纠纷。原告刘某与被告方某原系夫妻关系，双方在2017年协议离婚时约定：“女方再婚前，可拥有房屋的居住权；若再婚，视为放弃房屋居住权。”2022年，刘某起诉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并协助办理居住权登记，同时要求确认放弃居住权后房屋出租收益的一半归属，以及要求方某将搬离的家具家电恢复原位。

本案的核心法律争议在于：在《民法典》施行前通过离婚协议约定的“居住权”，未经登记，能否依据《民法典》的规定主张居住权已经设立？

方某委托王殿明律师代理本案。王殿明律师精准把握《民法典》居住权制度的登记生效主义原则，成功论证案涉“居住权”未经登记而未设立，最终法院驳回刘某全部诉讼请求。

二、 律师代理策略与诉讼博弈

本案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以离婚协议的明确约定为依据，在情理上具有一定说服力。然而，王殿明律师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法律漏洞，果断将抗辩重心从“是否曾作约定”转移至“权利是否依法设立”，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诉讼攻防转换。

1. 核心防线：精准适用“居住权登记生效主义”

本案的关键在于，《民法典》第三百六十八条明确规定：“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。”这是居住权区别于房屋租赁权、使用权的核心特征——居住权是一种法定的用益物权，必须以登记为生效要件，未经登记不产生物权效力。

王殿明律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关键法律要点，并以此为核心构建了整条抗辩防线：

精准定性：区分“债权合意”与“物权设立”

律师援引《民法典》第二百零九条第一款和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，向法庭清晰阐述了债权行为与物权变动的二分法理：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有关设立不动产物权的合同，自合同成立时即生效，但这仅产生债权效力；物权变动本身，仍需以登记为生效要件。离婚协议中关于“居住权”的约定，仅是当事人之间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原因行为，在未完成登记之前，不发生物权设立的法律效果。

结合本案事实：论证“合意存在但未登记”的法律后果

律师当庭承认，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——这是客观事实，无需回避。但律师随即指出，案涉离婚协议签订于2017年，当时《民法典》尚未出台，居住权制度尚不存在。即便《民法典》施行后可以依据时间效力司法解释适用新规定，但双方当事人自始从未向房屋管理部门申请居住权登记，违反了《民法典》第三百六十八条的强制性规定，案涉居住权从未依法设立。

结论明确：协议约定不能替代法定登记

律师强调，离婚协议中虽有“女方再婚前可拥有房屋的居住权”的表述，但该“居住权”更多体现为双方对房屋使用安排的约定，不能等同于《民法典》所规定的不动产用益物权。在《民法典》明确要求登记设立的制度框架下，未经登记的“居住权”约定，仅能产生合同效力，而不具备物权对世性。刘某要求确认居住权并办理登记的诉讼请求，缺乏法律依据，应予驳回。

2. 事实防线：以“房屋已售”阻断第二、三项诉讼请求

在筑牢第一道法律防线后，王殿明律师进一步从事实层面阻断了刘某的第二、三项诉讼请求：

房屋所有权已转移： 律师向法庭提交了关键证据——涉案房屋已于2022年3月7日出售给案外人并完成产权变更登记。律师据此指出，在方某已丧失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，刘某要求确认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居住权、协助办理居住权登记，已无实际履行之可能。

放弃居住权条件未成就： 针对刘某第二项“放弃居住权后取得一半出租收益”的诉讼请求，律师指出，该事实系未来不确定之事件，刘某尚未再婚、女儿尚未年满20岁，放弃居住权的条件尚未发生，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。

第三项诉请非本案审理范围： 针对刘某要求将家具家电恢复原位的诉请，律师指出该问题属于财产返还或损害赔偿纠纷，不属于居住权确认案件的审理范围，应另案解决。

法院在判决中完全采纳了王殿明律师的上述论证，明确指出：“居住权的设立以登记为要件，双方均未向房屋管理部门进行登记，故居住权未设立，刘某的上述主张缺乏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方某陈述涉案房屋已被出售，且已办理不动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，则刘某要求方某协助办理居住权登记的主张更无可行性。”

3. 留有余地：引导另案救济，避免矛盾激化

在全面否定刘某诉讼请求的同时，王殿明律师在庭审中表现出适度的克制与体谅。律师当庭指出，方某理解刘某作为孩子母亲在离婚后确需居住过渡的安排，方某允许刘某在涉案房屋居住多年，正是基于这一考虑。然而，方某因债务问题已出售涉案房屋，且刘某本身也不长期居住于涉案房屋，双方均需要重新安排各自生活。

律师还主动向法庭建议，针对方某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是否违反离婚协议约定，刘某可另案主张违约损害赔偿，但这不是本案居住权确认纠纷所能解决的问题。法院最终也明确指出：“针对方某处分涉案房屋的行为，刘某若持有异议可另案处理。”这为后续可能发生的离婚后财产纠纷预留了合法空间，也避免了当事人的诉求被完全堵死而产生极端对抗情绪。

三、 案件典型意义与律师点评

本案的成功代理，是《民法典》居住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一次经典应用。王殿明律师总结道：

“本案的核心启示在于，《民法典》新设的居住权制度，具有严格的‘登记设立’要件，绝非当事人之间一纸协议即可创设。 在离婚协议中约定‘居住权’的现象非常普遍，尤其是在《民法典》施行前签订的协议中。许多当事人误以为，只要协议中写了‘居住权’三个字，就自动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居住权保障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认识误区。”

本案对婚姻家事领域的法律实务有三点重要启示：

其一，离婚协议中的“居住权”约定不等于《民法典》居住权。 2017年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“居住权”的约定，在《民法典》施行后如需获得物权效力，双方应及时前往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居住权登记。否则，该约定仅具债权效力，不能产生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。

其二，“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”是刚性规则。 《民法典》第三百六十八条对居住权采取了严格的登记生效主义，与房屋所有权的设立规则一致。即便是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的“居住权”，未经登记也不产生物权效力。这既是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体现，也是保护交易安全的必要制度安排。

其三，房屋所有人处分权与居住权约定的张力。 本案中，方某在涉案房屋上虽有“女方再婚前可居住”的约定负担，但在居住权未登记的情况下，方某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仍可处分房屋。原居住权约定被违反的，守约方只能追究违约方的损害赔偿责任，而无权主张物权性的居住权保护。

王殿明律师在本案中展现了精准把握新型法律制度、熟练运用物权与债权二分法理的专业素养。他将法理阐释与具体案情紧密结合，充分论述了“约定合意”与“登记设立”之间的本质区别，成功帮助委托人全面抵御了居住权确认之诉，同时也为后续可能发生的离婚后财产纠纷预留了合法、理性的解决路径，彰显了代理律师在新型民事权利纠纷中的专业驾驭能力。